恶性肿瘤已然成为我国人民的“健康杀手”，《“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到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要提高15%。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癌症等疾病的防治服务保障水平”。
诊疗的规范与否关切到患者生命健康，在本次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关注到这一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张俊廷就建议，恶性肿瘤治疗要结合诊疗指南，兼顾患者实际情况采取个性化施治。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曙光学校校长刘卫昌则从监管角度切入，建议建立一套常态化机制，监管评估恶性肿瘤患者的诊疗方案。
从事村医工作20余年，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昭平镇龙潭村卫生室所长陈坤始终关注乡村医疗。陈坤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乡村振兴过程中要警惕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关注农民大病医疗问题。她建议提高基层公共医疗服务保障水平，同时增加新农合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减轻农民医疗负担。陈坤表示乡村医生面临人才断层，她将继续建议提高乡村医生薪酬待遇和养老保障，解决基层医疗机构人员短缺问题，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北青报：您作为乡村医生，想问下您在工作的过程中关于乡村医疗还存在哪些问题？
陈坤：以前我们关注更多的是贫困户，对普通农户关注不多，但现实中一些普通农户一旦患上大病就容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我们村就有几个患癌症、心脏病等大病的村民，患病后经济上难以负担而导致贫困。其次很多村民健康保健意识不强。比如我们村去年6月开展两癌筛查时，有个妇女在外打工就没有参加，她两癌保险不知是村两委未提醒到位还是她自己不想交，续费差了一个星期。后来她自己感觉不及时，去医院检查时已经是乳腺癌中晚期，目前为止已经花费20多万元，这对农民来说负担非常高。
陈坤：应该提高公共医疗服务保障水平，同时要加强科普宣传，提高村民的保健意识和预防疾病能力。
陈坤：首先是加强基层医疗培训。比如现在我们村卫生室也有不少医疗器械，但最大的问题是很多村医并不会用，因此就需要加强培训，提升基层医护人员整体素质、诊疗水平和服务质量，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很多大病，相应地病人的负担就会减轻。
其次就是新农合报销药品范围仍比较窄、报销比例比较低，目前大病病种限制在29种，像肺癌这种比较高发的癌症就不在报销范围内。比如我们村就有3个患肺癌的，其中2个已经过世了，我就会特别问下他们家属费用问题。
再次就是慢性病的门诊补贴比例比较低，比如现在像糖尿病、高血压这种慢性病门诊治疗补助是每年2500元，这个补助如果住院治疗报销是够的，但是门诊拿药是完全不够的。
最后就是我们基层的药品目录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窄。比如有些病人到我们村卫生室看病，我们也能看，但是没有药给他，像我们这边要求我们进药是50种，但这无法满足日常诊疗需求，而且不仅是村里，很多地平类的降压药县里也没有，病人要去市里买药，无形中负担又重了。
陈坤：我一直在呼吁提高村医待遇和村医养老金问题。主要是靠公卫补助这块，还需要自行缴纳养老保险，收入比较低而且没有养老保障。这就导致村医队伍人员不足，我也问过不少医学生，他们都不愿意到基层来，缺乏薪酬和养老保障，基层就留不住人才。我们国家现在提出2035年健康中国目标，但到了2035年我们这批村医也退下来后，基层人才是断层的。
去年以来，老人就医看病难、“空巢老人”生病后很难被发现等问题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在全国两会期间，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女法律工作者协会会长方燕。方燕建议，要鼓励社会机构多措并举解决老年人就医困难，建议建立老年人病情日常监测、上报制度，由小组组长/楼长作为第一反映人。她还提到，建议设立老年人专门法庭。
方燕：主要体现在就医排队长，等候时间久；部分地区医疗水平低；老年人就医时沟通不畅等方面。
方燕：比如，很多大型医院就医患者数量众多，从挂号、看病、检查、化验到取药等各个环节大多需要排长队等候。
老年人身体本来就很虚弱，有的老年人行动不便，他们在排长队等候过程中身体和精神都会感觉到疲惫。
另外，一些地区由于交通不便，给老年人就医带来一定障碍；还有的老年人体检意识不强，不注重日常的身体保护，会觉得体检就是花冤枉钱。部分老年人因为不擅长使用智能化产品，在独自就医时面对智能化、网络化的自助服务设备经常会感到茫然无措。这些都增加了患者就医时的烦躁情绪，导致患者恐惧看病，也会增加医患矛盾。
还有独自前来就医的老年人因为行动缓慢、记忆力减退等原因，可能无法准确表达此次就医原因或不适症状。最关键的是无法准确说出自己家庭地址、电话等重要信息，不能第一时间联系到家属了解既往史、用药史、过敏史等相关信息，可能会影响治疗及诊断，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可以鼓励社会机构与城镇医疗水平较高的医疗机构建立合作，推动专家下乡坐诊制度；建立定期为老年人体检制度。
同时，可根据实际情况提高老年人就医报销比例，比如，在海拔较高地区，可在统一报销标准上，提高心脏病就医费用报销比例或者建立老年人群体的特殊保险制度。
鼓励针对急诊老年人，推广信息卡片制度。由当班护士在患者康复离院前帮助患者及家属填写好个人信息卡片后，把卡片塑封，并配挂绳，嘱咐老人及家属随身携带信息卡，以备急需。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现在很多空巢老人生病后很难第一时间被发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方燕：建议强化小组组长/楼长监督病情的义务，建立老年人病情日常监测、上报制度。由小组组长/楼长作为第一反映人，将日常体检、健康和法律知识、家庭关怀普及等纳入小组组长/楼长工作考核体系。
同时，建立社会机构医疗服务管理体系。由明确的监督部门建立专门的社会机构医疗服务名单，针对社会机构医疗服务管理形成科学有效的等级考评标准。开通专门的群众投诉渠道，并对社会机构服务进行定期回访，将社会机构政策落实、投诉情况等纳入考评范畴并将考评结果及时对外公开。
北青报：除了看病难之外，老年人维权难也是外界关注的重点。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方燕：作为的老年人，基于其缺乏维权意识、出行受限或取证困难等问题，可能会造成老年人合法权益被侵害后不能得到有效救济。
比如，目前缺少专门解决老年维权案件的法庭。老年人越来越注重精神、物质层面的需求，涉及精神赡养、追索赡养费、养老金、退休金、抚恤金、医疗费等的案件数量也在上升。目前缺少专门解决老年维权案件的法庭及其庭审模式。
方燕：建议设立老年维权案件的专门法庭（如老年法庭、老年维权合议庭、老年审判庭等），能够灵活地调整诉讼规则在该法庭的适用，不采用审问式的法庭模式，便利老年人高效处理纠纷。
上海静安区等地法院设立了专门法庭来解决涉及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案件，具有开创性意义，运行效果良好。因此，在我国普遍设立老年专门法庭必要且可行。
张俊廷：我主攻颅底脑干病变，包括原发性和继发性的颅内恶性肿瘤。在诊疗指南的基础上如何去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实施个性化治疗方案至关重要，平时给患者治疗时我们会谨遵诊疗规范和指南。比如，针对原发恶性胶质瘤，业界是专门有指南的，但随着新的治疗方法的出现，指南每一两年都会更新，我们会及时拿最新的治疗方案给大家学习。但实际上，治疗这种肿瘤有不下20种实际方案，但是没有一种是特别成熟的，所以很多都是个性化方案。而且这个肿瘤没有真正的靶向药物，极个别有效的靶向药物也是取决于其他恶性肿瘤细胞的基因改变来使用的，一部分病人能短暂缓解，所以一定要结合患者具体病情进行个性化施治。
张俊廷：医疗问题比较复杂、专业，政府部门可以出政策，但对于具体治疗方式，应该由行业学会来发挥主要作用。目前临床中每个疾病系统都有相应的学会，比如内科有内科学会，神外有神外学会，这些组织应当做好监督和倡议，倡导医学界既遵守诊疗指南，同时不断去提高自身的诊疗技术水平。我们也倡导相关专业学会相互学习交流时，不仅要分享成功经验、案例，也要分享一些失败的案例、犯过的错误，分享案例中的风险点，帮助年轻人少走弯路，提高病人救治的成功率。
张俊廷：在评价上，必须得结合病例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让专家共同去评论，就连最常见的糖尿病、高血压的治疗也不是只有一种治疗模式，尤其是超出指南外的治疗方式，得拿得出依据来。
张俊廷：首先，我在一线深刻体会到，很多患者一旦患上恶性肿瘤就十分恐惧，甚至精神崩溃，影响后期治疗效果。其次，有的患者对肿瘤治疗存在误解，认为到医院花了钱就得治好。我所在的科室主攻颅内脑干病变，比如胶质瘤治疗就要跟视神经、嗅神经、面部神经等12路神经打交道。临床中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做完之后可能出现口歪、面容不对称等临床症状，这是概率问题，比如可能是2%。我们会提前跟病人沟通清楚，没有大夫能保证手术100%成功，但有的病人不理解，尤其是一些年轻女性患者，非揪着2%的概率不放，我们不是说就不好好治疗了，任何病人都会一视同仁尽全力去救治。
像针对胶质瘤，我们的医生会综合运用手术和放化疗手段去救治，药物也依据诊疗指南中的方案来选择。同时，医生还要学会使用“话疗”，要会给患者做心理指导，让他们乐观对待疾病、理性对待治疗。
为了规范恶性肿瘤治疗，来自基层的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曙光学校校长刘卫昌关注到恶性肿瘤诊疗方案的监管问题，他建议建立一套常态化机制，监管评估恶性肿瘤患者的诊疗方案，包括由专人对各医院的肿瘤诊疗方案进行定期审查评估。
为何会关注到这一话题？刘卫昌注意到，他身边有不少罹患癌症的农民，他们为了治疗疾病四处奔走求医，最后人财两空。而且，他在全国多地走访调研发现，不少老百姓对恶性肿瘤治疗存在花费巨大但效果一般的印象，现实中，不少患者家庭为了治病欠了一大笔债，也没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患者还经受了莫大痛苦。
刘卫昌也与基层一线医生进行多次交流，他表示，上述现象的出现，也与部分恶性肿瘤的不规范诊疗有关。根据《中南药学》2020年发布的一组研究数据，174例原发性肺癌患者的抗肿瘤药物治疗方案，仅28例是合理的，出现药物不良反应事件的发生率为32。2%。医生、患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信息差，所掌握的知识不对等，可能给极少数谋求私利的医生留下操作空间。其代价是患者生命权益严重受到侵害，从而影响整体医疗环境，加剧医患矛盾。2021年4月，国家卫健委也提出，将以肿瘤规范化诊疗为重点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不断提高我国肿瘤规范化诊疗水平。
为了推动肿瘤诊疗方案更加科学有效，刘卫昌建议，应当建立一套常态化机制，监管评估恶性肿瘤患者的诊疗方案。建议由卫健部门牵头，抽调各医院专家，组建专业的医学专家小组，对各医院的肿瘤诊疗方案进行定期审查评估。“医学诊疗的权威方案并不复杂，且目前都是电子病历，医学专家小组用半天时间，预计就能完成一个医院几十甚至上百份肿瘤病历的抽查。审查评估时，只检查有无最严重的主体错误即可，提高监管评估的效率。另外，不应纠结于诊疗细节，在规范化诊疗的大前提下，允许医生对患者进行个性化治疗。”。
刘卫昌认为，在监管过程中，对恶性肿瘤患者的诊疗方案要做到责任到人，建立警告和处罚制度，并纳入数据库。“只有责任到人，才能对滥用错误治疗的主体医生实施警告，同时建立数据库，纳入其不良记录，如果医生反复再犯，则可以依据警告、处罚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置。”刘卫昌表示，“卫健部门、医院要负起责任，对从事恶性肿瘤治疗的医生，进行定期培训。具体来说，可以组织医生学习、研讨恶性肿瘤规范化诊疗的权威方案，或者赴高水平医院观摩学习，以提高医生的规范化诊疗水平，加强医生对规范化诊疗重要性的认识。”？
访问手机版
微信公众号
行业动态